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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在拼政府补贴、拼资源?孵化器玩法变了!_0

发布时间:2019-09-12 18:33:03

2015年火遍全国的众创空间,如今似乎遭遇了寒冬。

在“创新之都”深圳,2016年上半年,知名众创空间“地库”和孔雀机构先后倒闭,震惊业内。

甚至有预言说,因为创业空间多而优质项目少,普遍“吃不饱”的众创空间中,90%以上可能倒闭。

就在舆论对众创空间的一片唱衰声中,安子威带着乐聚机器人研发团队从哈尔滨南下,来到深圳寻找栖身之地。

初到深圳,与其他初创公司一样,这个团队除了技术,其他资源都极为稀缺。

“当时,无论是资金、管理,还是对政策的理解,我们都知之甚少。所以去深圳的明确目的,就是要找一个资源丰富的创业扶持机构。”乐聚联合创始人安子威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。

在接触过多家创投机构后,乐聚选择了松禾资本。而最吸引安子威的,是这家机构旗下的松禾创新孵化器。

“这个孵化器提供给我们的资源超出了许多众创空间及创投机构,除了资金及投后服务之外,还有集聚了众多优秀创业团队的联合办公空间,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充分的交流和碰撞,这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尤为重要。”安子威说。

截至2016年8月底,在成立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,松禾孵化器已经接受过超过3000个项目的咨询,进行场内或场外孵化的企业共50家。

“随着中国的孵化机构的洗牌进入深水区,其分化将日益明显。由于创投基金驱动的孵化器有着最为紧密的利益捆绑机制,因而未来将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活力。”松禾创新孵化器总经理张云鹏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。

孔雀之死

深圳市南山区科兴科技园曾是创业者憧憬的“圣地”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有深圳市最大的众创空间之一孔雀机构。

成立于2010年的孔雀机构是深圳本地创立最早的众创空间,早在2013年便开始为入驻企业提供“小型办公隔间+公共洽谈空间(会议室)+公用前台+基础创业服务”。直到两年后,大批的众创空间才开始纷纷模仿和追随这种新型联合办公模式。

从入驻过孔雀机构的企业,即可看出其昔日的辉煌——Uber中国、深圳湾、天使客,等等。

不过,孔雀机构其实从未通过成功孵化创新企业获得可观回报,而主要依赖“一手拿政府补贴、一手拿入驻企业租金”的“包租婆”模式。

据了解,孔雀机构收取的入孵租金,占其整体收入的比重超过60%,而其他一些创业服务、培训及线下活动的收入只占25%~30%。

过于依赖租金收入,意味着入驻率将成为决定其命运的关键。但随着越来越多同类型创业扶持机构的涌现,其市场份额被不断蚕食。

数据显示:2015年,全国新增各类众创空间、创业孵化器4000家,而在此之前,全国累计仅有1600家。

另一个压力是租金的日益上涨。

以孔雀机构的所在地科兴科学园为例:2013年,这座甲A级写字楼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105元,孔雀机构则以每月每平方米50元出租给创业者。仅仅一年之后,这两个数字分别上涨至145元和110元。

双重压力下,孔雀机构的入驻率从2014年的近100%,下降到70%以下,逼近生死线。

这些变化下,政策扶持下的“转租模式”难以为继:倒闭之前的2016年3月,孔雀机构拖欠科兴科学园租金18.5万元,4月欠租28.5万元。

而这种“转租模式”是不少众创空间的通病。

“伸手摘桃”还是“开荒植树”

事实上,如松禾一般,由创投机构发起成立孵化器,直接参与企业前期孵化,在业内并不多见。

“某种程度上来讲,创投机构自己孵化初创团队,有点得不偿失。”张云鹏说。

早期,创业团队最缺乏的无疑是资金。而作为资金提供方的创投机构,是创业团队求之不得的“财神爷”。

“创投机构处于甲方地位,办不办孵化器,不会对回报有太大影响,但成本却大不一样。”张云鹏说。

实际上,创投机构只需“伸手摘桃”即可。

而松禾除了“伸手摘桃”,还亲自“开荒植树”,创建自己的孵化器。

“之所以这么做,一方面是因为松禾一直参与投资早期项目,有孵化的基因,另一方面,是因为松禾意识到,在当前的形势下,对于创投机构来说,通过孵化器,尽早介入一些优质项目的培育,而非在市场上广种薄收,未来可能会有更加可观的回报。”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厉伟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。

在厉伟看来,通过建立孵化器自我培育,或是在市场上搜寻好的“种子”,这两种模式没有绝对的优劣。“美国擅长通过吸引全球的英才发展自身,日本则是单一文化主体国家,他们没多少移民,主要靠自己培养人才得以发展。但如果出现了另一个美国,那么人才的价格就会变得更高。就像现在,出现大量的众创空间时,大家会争抢项目。”

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,2015年,在众创空间的爆发之年,松禾资本与深港产学研联合发起设立了松禾创新孵化器,聚焦于移动互联网、精准医疗等方向的创业项目。

激励机制比资源更重要

尽管入驻孵化器不过一年多时间,乐聚机器人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安子威的预期。“最近一个月我们的销售已经突破100万,并且仍在不断增长,因此今年的销售肯定会超出我们之前预计的1000万元。”

这离不开松禾资本庞大资源池的支持——除了资金之外,松禾资本直接关联40家上市企业和200家被投企业。

在这些资源的支撑下,松禾创新孵化器中的不少入驻项目都发展迅速。其中不少项目在资本市场估值不菲,如健康类APP悦动圈最新估值达15亿元人民币,房地产+互联网项目联盟网最新估值达7亿元人民币,次元仓、乐聚机器人、甘来、爱范儿等项目估值均在1亿~5亿元人民币之间。

事实上,与其他类型的顶尖孵化器相比,松禾并无绝对资源优势。

在深圳,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等拥有雄厚背景和资源的机构相比,松禾不过是小巫见大巫。

但厉伟认为,纸面上的资源并非决定性力量,相比那些背靠政府、科研机构的孵化器,创投机构驱动的孵化器自有其优势。

“一般的项目对接会上的资源对接,和有股权关系纽带带来的资源对接,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比如,在对接会上谈生意,一般肯定会先问,能不能先付定金?但是有股权关系纽带的情况下,我们就可以先期投入资源。”厉伟说,“我们不仅更加知道企业需要对接什么资源,而且,我们在此前的投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多人脉,这些具有股权关系的资源,对接动力显然更强。”

“孵化器本身既有物理空间,又有一套机制。创新机制的一个基本元素,就是激励机制。”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,“而政府主导的孵化器,并不具有市场的激励机制。”

这个问题在科研院所主导的孵化器中同样存在。

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权属问题,一直被视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大障碍。

一位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“如果没有转移转化,科研成果还是挂在单位名下,最多不产生价值;一旦转移转化,价格低于市场预期,或者产生的经济价值要大于之前的评估,决策者就容易被冠以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。”

因此,据中国科协2015年年中所做的《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》显示:尽管六成科技人员有创业意愿,但真正开始创业的只有2.5%,科研院所的这一比例甚至只有1.2%。

要“女明星”不要“童养媳”

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其著作《解读中国经济》中对发明创新的机制提供了一种解释——创新的路径即“试错”。

“试错”机制的基本特点是:“试错”的次数越多、“试错”的基数越大,越有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。

“起初,当条件不足时,社会一没有创新氛围,二是创新要素比较分散,三是空间不集聚没有规模效应。这时候,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撬动市场,进而形成庞大的创新主体基数。”郭万达说。

“这就好像,很多人手里有种子,但是这些人一直不敢播种,因为老天一直干旱。这时候,政府实施了人工降雨(如租金、场地之类),人们就敢播种了。”厉伟说。

郭万达认为,在创新的过程中,在不同的阶段,政府和市场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。

“就比如,当人工降雨完了之后,种子成长还需要更多的雨水,更多的化肥,但是政府没有这个能力。这时候,政府就要‘退场’了。”厉伟说,“现在大家都在谈精准,创新也需要精准。而要实现精准创新,一定是通过市场行为,而不是政府。因为政府不可能对市场了解那么细,政府主导的都是方向。政府经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市场的方向,有可能成功,更多时候可能失败。因此,一定要让市场主体发挥作用。”

而即便在市场主体中,创投机构对创新依然有着不可取代的推动作用。

事实上,已有不少企业启动了内部孵化机制,如英特尔、富士康等。而在一些地区,一些企业、行业协会依托于产业地位,形成了产业孵化模式,例如广州的孵化集群等。

“但是,最优秀的企业背后都有创投机构。”厉伟说。

他认为,企业乃至产业的孵化,因其战略性考虑而具有先天的弱点。

“这些孵化模式,培养之后是为了自己企业服务发展,就好比培养童养媳。而创投机构孵化之后,是为了让企业自主发展,就好比培养一个女明星,而我们作为经纪人,则收获一大笔钱。女孩长大后,她自己也会判断,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。”厉伟说,“因此,优秀的女孩一定选择做独立的明星,而不是童养媳。”

郭万达认为,为扶持创业,应由政府提供支持,激励创投机构去重组诸多众创空间,这或许是解决当下问题的一个答案。

“我们这个群体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创投机构开办的孵化器。”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王守仁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,政府可以通过倡导、鼓励和补贴等多种形式,引导更多的创业投资机构向上游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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